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概况
(1)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现状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具有众多的企业数量、强大的制造能力、齐全的产品类别的重要制造产业,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装备保障。
工程机械行业景气度跟宏观经济的景气度密切相关。2001 年至 2011 年期间,中国开始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因此经历了“黄金十年”,整个产业规模发展迅速,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逐年上升。特别是 2008 年底,随着“
四万亿 ”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工程机械行业飞速发展。2008 年至 2011 年,工程机械行业产品销售收入增长接近 4,0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44.92%。2012 年之后,受宏观经济及微观产业的影响,投资拉动有所放缓,工程机械行业进入调整阶段;2014 年至 2015 年,工程机械行业陷入寒冬。2016 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政策的实施推进,工程机械行业逐渐回暖,并迎来一个新的黄金增长期。
从市场结构来看,除工业车辆 外,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以及压路机 等四种工程机械主机占据了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中,挖掘机为工程机械中的主力产品,占据工程机械行业的绝对主流地位,2022 年销量占比为 59.17%;其次为装载机,占比为 27.93%。
挖掘机是基建、交通筑路、房地产、矿业开采 等领域必需的工程机械产品,使用范围较广,是工程机械的主要产品。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1 年以来,我国挖掘机销量受宏观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以及主机更新等影响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
2020 年,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各类挖掘机 32.76 万台,同比增长 39.00%;其中国内市场销量 29.29 万台,同比增长 40.10%;出口销量 3.47 万台,同比增长 30.5%。
2021 年和 2022 年,销售各类挖掘机34.28万台和26.13万台;其中国内市场销量分别为27.44万台和15.19万台,同比下降 6.32%和 44.65%,在经历前期的快速增长后,2021 年和 2022 年国内市场销量虽然有所下滑,但仍然保持较高水平;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计划和海外国家基建计划的陆续推进,海外市场的需求旺盛,2021 年出口销量 6.84万台,同比增长 97.00%;2022 年出口销量 10.95 万台,同比增长 59.96%。
(2)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市场需求情况
挖掘机是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力产品,也是公司产品最主要的配套领域。在下游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个人住房以及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房地产投资等因素的推动下,以挖掘机为代表的工程机械产品需求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巨大的保有量以及日趋严格的环保政策下的设备更新需求、基础设施投资、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劳动力替代的设备增量需求、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一带一路 ”计划推进的设备出口需求,三方面需求共同拉动了工程机械行业销量的增长,为未来几年工程机械的销量亦提供了强力支撑。
1)更新需求是我国工程机械设备销量的保底力量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市场需求结构逐步由增量市场为主转换为存量市场升级、更新为主,市场需求中更新换代的比重逐渐加大。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截至 2020 年末,我国工程机械保有量合计约为 900 万台。其中,本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挖掘机,截至 2020 年末,我国挖掘机保有量约为 200 万台。
在巨大的保有量背景下,市场的核心驱动因素是更新需求,主要受到设备的使用寿命以及环保排放标准切换的影响。更新需求主要包括设备使用寿命到期引致的主动更新需求以及为了满足国家新型环保排放标准切换而产生的被动更换需求,具体如下:
①设备的使用寿命
从设备的使用寿命来看,我国整个工程机械市场在 1992-2005 年之间,处于高度依赖进口阶段。2006 年以后,本土品牌逐渐崛起,以挖掘机为代表的工程机械行业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低谷期-复苏期”,目前处于复苏期。
1993-2005年,挖掘机行业一直处于缓慢增长状态,这 13 年合计销量约为 16.5 万台。2006-2011 年,挖掘机行业开启高速增长模式:2009 年挖掘机销量约为 9.5 万台,2010 年挖掘机销量约为 16.7 万台,2011 年挖掘机销量约为 17.8 万台。2012 年-2015 年,挖掘机销量下滑,行业进入调整阶段,但 2012-2013 年,挖掘机每年销量仍超过 11 万台。上述阶段由于挖掘机保有量较少,还未大规模进入存量更新模式。
挖掘机通常使用寿命在 10 年左右,则 2009-2013 年销售的挖掘机到了2019-2023 年,刚好开始进入更新换代时期。巨大的保有量背景下,随着设备的使用寿命到期,更新需求为我国工程机械的销量提供了强力支撑。
②环保排放标准切换
从环保排放标准切换来看,随着环保要求日益趋严,国家对于排放标准指的是对非道路机械排气污染物(一氧化碳 CO、碳氢化物 HC、氮氧化物 Nox、微粒排放 PM )限值做出严格限制,相关不符合要求的工程机械设备逐渐淘汰,环保排放标准切换是工程机械设备更新的重要催化剂。
随着国家多项排放规定出台,对挖掘机等工程机械的排放核查要求越来越高。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国三” 排放标准以下的工程机械将加速退出市场,自2016 年 4 月 1 日起,所有不符合“国三 ”标准的工程机械将禁止销售,不符合“国三 ”标准的工程机械逐渐被更新替代。从目前污染物排放量占比角度来看,“国一”和“国二 ”阶段的挖掘机将是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切换中重点淘汰的设备。
根据各阶段设备的保有量来看,“国一”和“国二” 阶段的挖掘机保有量约为 108 万台,其中“国二”阶段的挖掘机保有量约为 85 万台,“国一”设备不管是从机龄寿命还是环保标准上都已经进入更新换代阶段,“国二”设备刚好处于环保驱动下更新换代的门槛上,“国二”设备目前保有量约为 43%,两者占比合计超 50%,将为未来更新需求提供持续性支撑。
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国四 ”排放标准将正式在全国推行,将促进不符合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更换需求集中爆发。对比发达国家,我国环保标准仍然比较滞后。在目前各国现行环保排放标准中,美国、欧洲、日本均比我们现行“国三” 标准更加严格;而我国最新的国四排放标准则和美国阶段四过渡期(2008-2014)、欧洲 3B 阶段(2011-2013)排放标准基本类似,相比之下我国环保标准滞后了约 7-8 年。
目前我国对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高度重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逐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加强污染治理,巩固“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果,未来我国环保标准升级将是长期且持续的,排放标准逐渐加严是大势所趋,对未来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更进一步的更新换代起到持续助推作用。
2)新增需求带动我国工程机械设备保有量的持续扩张
现阶段我国国内基建和地产投资已步入稳定发展时期,采矿投资稳步增长,同时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稳步提升,将促进我国工程机械设备保量有的持续扩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新增农民工数量整体减少的大背景下,催生出大量的机器换人需求,为我国以挖掘机为代表的工程机械设备保有量提升提供持续动力。
①基建、地产和采矿投资未来
我国基建的侧重点在于基建项目结构的调整及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新基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及惠民生领域的相关建设。在促进内循环背景下,“十四五”期间我国基建投资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根据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未来 5 年,中国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
中国在轨道交通、公路、机场、港口航道、农田水利、旧城改造、环境保护 等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需求巨大,为工程机械行业带来长期发展机遇。房地产行业在 2017 年去库存后,2018 年开始政府不断加大对房地产投资的调控力度,房地产发展步入稳定发展的新平台阶段;2020 年虽有房地产融资新规“三条红线 ”出台,但房地产的基调仍是以稳为核心,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完善和因城施政;2022 年下半年以来,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政策,预计该系列政策会对房地产行业有所提振,未来我国房地产行业将有所复苏,地产投资预计将保持平稳增长。
地产投资的平稳增长为将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提供长期的增量需求。另外,随着采矿业投资的稳定增长,以及采矿行业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的日益严格,大部分省份均禁止使用炸药进行矿山作业,促进了大型工程机械设备的需求增长。
②城镇化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约 63.89%5,与日本 60 年代水平相当,远低于日本目前 90%以上的城镇化率,据联合国统计,大多数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均处于 80%-90%的区间,我国城镇化率仍相对较低。“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根据中国社科院的预测,2030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70%,2050 年将达到 80%,城镇化仍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未来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步提升,城市化建设正向着精雕细刻的方向发展,人们对市政养护、园林绿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打造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推进乡村振兴”亦成为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发展目标,随着农村建设深入推进,将促进我国工程机械设备保量有的持续扩展。
③机器换人需求
我国农民工面临短缺且平均年龄日益增大,从国内新增农民工数量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 年新增农民工数量经历 5 年的逐年下滑后,获得两年的短暂回升,但仅回升至 2010 年约三分之一的水平;2019 年新增农民工数量仅小幅提升不足 250 万人,2020 年却较上年减少 517 万人,农民工短缺的情况日益加剧。2021 年,新增农民工数量较上年增加 691 万人,但农民工短缺问题仍然突出。
随着人口拐点的出现,建筑业人口红利过去几年已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率趋势明显,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加剧及供需缺口的放大将催生工程机械更多应用场景的机器换人需求,这也为我国以挖掘机为代表的工程机械设备保有量的持续提升提供持续动力。
3)海外需求为我国工程机械销量提供广阔的增长空间
从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地区分布来看,除我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占据了全球工程机械行业 60%以上的市场份额,海外市场仍为工程机械销售的主要市场。我国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出口的外资品牌中以卡特彼勒、小松、沃尔沃等为主,国产品牌中主要系三一重工、徐工集团、柳工集团等排名前列的工程机械主机制造商。
2013 年“一带一路 ”建设启动以来,沿线国家的基建开展如火如荼,持续深化的合作项目以及不断推出的优惠政策,直接刺激了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海外需求。从海关出口数据来看,近几年我国对印尼、印度、越南、菲律宾等“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的工程机械出口额扩张明显。从长期来看,上述“一带一路 ”国家及其他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其工程机械市场才刚刚起步,未来相关出口市场有望保持持续增长。
另外,随着美国基建计划、G7集团基础设施计划等计划的陆续推进,海外市场对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的需求也将大幅增长,预计未来海外市场能够为我国工程机械销量提供广阔的增长空间。2013 年至 2022 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均保持较高水平,特别是 2022 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达到 443.02 美元,同比增长 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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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磊:如何观测制造业周期与基建周期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郭磊
报告摘要
第二, 制造业投资周期怎么衡量?我们可以跳出“制造业投资”指标,借用其他四个指标来观测: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机械设备进口、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开支。这四个指标所展现出来的制造业周期走向和传统的“制造业投资”指标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具备很好的相关性(图2-图4) ,可以相互验证。
第三, 我们进一步用“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来衡量长周期资本开支波动,用PPI来衡量短周期库存波动,这两个指标所形成的双坐标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理解制造业投资目前的位置(图5) 。从这个框架我们也可以意识到,似乎不存在什么“制造业投资起不来”的问题。
第四, 基建投资周期怎么衡量?我们同样也可以适度跳开“基建投资”等传统视角,用“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来观测。怎么证明这样一个指标比基建投资增速更有效?我们可以用“挖掘机产量”、 “申万行业指数:工程机械”作为验证指标,“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与这两个指标呈现出了更好的走势相关性(图7-图9) 。
第五, 无论是制造业贷款需求还是基础设施贷款需求都是内生周期,另一重要的外生变量是政策周期。我们用“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代表。2016年Q3后制造业贷款需求进入上升期,但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却已触顶,并于2017年Q2-2018年Q2回落至经验低位,反映了同期金融去杠杆和实体去杠杆的影响;去杠杆背景下基建贷款需求回落更为明显。2020年以来的周期中,制造业贷款需求、基建贷款需求在相对高位,但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自2020年Q3开始下行,今年上半年更为明显,本轮下行对应的是疫后货币供给正常化和金融政策收敛。
第六, 那么,又如何理解政策周期的逻辑呢?为何它与制造业周期、基建周期所对应的内生融资需求并不总是吻合的?我们可以从实体部门杠杆率观察。从经验规律看,实体部门杠杆率同比在过去几年中大致吻合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简单来说,政策稳杠杆目标影响货币政策,杠杆率提升快了,下一阶段就大概率要压,这一过程所带来的金融周期与实体需求周期(制造业、基建)在有些时段匹配,但有些阶段也会存在错位。
正文
既有的研究一般习惯于用固定资产投资口径下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去观测制造业周期,但实际上这个指标在过去15年中基本上单边震荡下行,没有任何周期性,和宏观逻辑及微观认知不符。
过去的15年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震荡下行:2006-2011年年度增速在25%-35%左右;2012-2014年年度增速分别为22%、18%、14%;2015年至今年度增速回落到个位数。2020年疫情冲击下制造业投资增速只有-2%,2021年因为低基数同比增速较高, 但前7个月两年增速只有3.1%。
这一数据趋势似乎有一定合理性:随着要素回报率的逐渐收敛,经济增长率整体逐渐下行,新增投资增速也会随之下台阶。但有几点似乎又令人不解:一则指标几乎不呈现周期性,制造业投资的单边下行与原材料和工业品周期性呈现出的价格弹性不太匹配;二则制造业是经济的主要部分,2015年来制造业GDP一直占名义GDP的25- 30%。制造业投资一直低迷的背景下,很难解释企业盈利、税收等领域的数据,以及微观经济的变迁。
制造业投资周期怎么衡量?我们可以跳出“制造业投资”指标,借用其他四个指标来观测: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机械设备进口、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开支。这四个指标所展现出来的制造业周期走向和传统的“制造业投资”指标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具备很好的相关性,可以相互验证。
1) 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 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是中国人民银行季度调查指标中的一个分项。数据从2008年至今,大致包括三个周期:2008年Q4-2010年Q3,制造业贷款需求扩张;2010年Q3-2016年Q3,制造业贷款需求收缩;2016年Q3至今,制造业贷款需求扩张。
2) 长江商学院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 从大周期看,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在2013年初-2015年底震荡下行;2015年底-2017年底震荡上行;2017年底-2020年初震荡下行;2020年初-2021年初震荡上行。除上述大的周期分布外,BCI企业投资前瞻指数在对小周期和周期内波动的刻画上比较敏锐。
3) 机械设备进口。 制造业投资无非是设备、厂房、人工、技术等环节的投入,设备进口需求可以作为一个观测指标。我们可以以SITC分类下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零件进口增速来观测进口设备需求的周期。2009年以来的周期中,先后经历2009年初-2012年初、2012年初-2016年初、2016年初-2020年初是三轮周期。日本对中国机械出口增速可以当作中国机械设备需求的另外一个参考指标。
4) 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开支与固定资产投资。 我们可以以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在建工程、资本开支来观察制造业投资周期。制造业资本开支经历了2016年Q1-2018年Q3回升、2018年Q3至2020年Q1回落,2020年Q1之后再回升的周期。制造业投资稍有不同,2017年Q4-2018年Q3同样经历回升阶段,但之后没有明显回落,大致处于走平状态,2020年Q1之后开始回升。
在中期报告《为正常化定价》中,我们对这四个指标有过详细阐述。
我们进一步用“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来衡量长周期资本开支波动,用PPI来衡量短周期库存波动,这两个指标所形成的双坐标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理解制造业投资目前的位置。从这个框架我们也可以意识到,似乎不存在什么“制造业投资起不来”的问题。
我们以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来观察,可以看到两个周期,一轮是2008-2016年;一轮是2016至今。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朱格拉周期(资本开支长周期)的特征。
我们以PPI为观察指标,它实际上代表制造业库存周期的波动。以2016年以来这轮长周期上升周期为例,它经历了2016-2019、2020至今一轮半的库存周期。
在这两个周期下制造业都处于上升周期,本轮拐点均未出现。
从这一框架去看,未来几个季度制造业投资会存在一个下拉因素是库存的回落,它一般滞后于PPI顶半个身位,目前尚未开始;但长周期应该没有触及最终顶部。逻辑上来说,本轮长周期最后一轮驱动力量应会来自于进一步走出疫情之后,需求量级的重估和投资的修复。
基建投资周期怎么衡量?我们同样也可以适度跳开“基建投资”等传统视角,用“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来观测。怎么证明这样一个指标比基建投资增速更有效?我们可以用“挖掘机产量”、 “申万行业指数:工程机械”作为验证指标,“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与这两个指标呈现出了更好的走势相关性。由此可见基建投资周期同样有它的弹性,只是如何观测的问题。
我们同样可以用人民银行季度调查指标中的“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来衡量基建周期。
这一指标2015年Q3有数据以来经历了一轮震荡上行,2017年Q1触顶;然后开始下行,2018年Q4触底;后震荡上行至2020年Q2,2020年Q3至今区间徘徊。
怎么证明这样一个指标比基建投资增速更有效?
我们选另外两个变量作为验证指标:一个是“挖掘机产量”,它属于基建对现实产业链的映射;一个是“申万行业指数:工程机械”,它属于基建对资产价格的映射。
“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与这两个指标呈现出了更好的走势相关性。
无论是制造业贷款需求还是基础设施贷款需求都是内生周期,另一重要的外生变量是政策周期。我们用“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代表。2016年Q3后制造业贷款需求进入上升期,但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却已触顶,并于2017年Q2-2018年Q2回落至经验低位,反映了同期金融去杠杆和实体去杠杆的影响;去杠杆背景下基建贷款需求回落更为明显。2020年以来的周期中,制造业贷款需求、基建贷款需求在相对高位,但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自2020年Q3开始下行,今年上半年更为明显,本轮下行对应的是疫后货币供给正常化和金融政策收敛。
从同样来自央行季度问卷调查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来看,它于2014年Q1触底回升,2015年底触顶,2017年Q2回落在低位,2017年Q2-2018年Q2低位徘徊,徘徊期所对应的就是金融去杠杆和实体去杠杆的时段。
2018年Q3开始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改善,2019年一季度进一步上升,2019年全年高位徘徊。
2020年货币政策感受指数进一步升一个台阶,反映疫情之后货币政策以更积极姿态稳增长,2020年Q2这一指数达到峰值,此后经历了2020年Q3、2020年Q4、2021年上半年三轮下行。这轮下行对应的是疫后货币供给回归正常化叠加金融政策偏紧。尤其是2021年上半年,对地产、隐性债务等领域融资政策明显收紧。但同时,我们看到这一时段制造业贷款需求指数、基础设施贷款需求指数还是偏强的。
那么,又如何理解政策周期的逻辑呢?为何它与制造业周期、基建周期所对应的内生融资需求并不总是吻合的?我们可以从实体部门杠杆率观察。从经验规律看,实体部门杠杆率同比在过去几年中大致吻合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简单来说,政策稳杠杆目标影响货币政策,杠杆率提升快了,下一阶段就大概率要压,这一过程所带来的金融周期与实体需求周期(制造业、基建)在有些时段匹配,但有些阶段也会存在错位。
我们用实体杠杆率同比来代表杠杆周期的变化。可以看到2012-2016年整体属于杠杆率同比的上升周期,它对应2016-2018年货币政策感受指标偏紧;2018年Q3-2020年Q3杠杆率同比再度上升,它对应2020年Q3起来贷款感受指数的回落。
核心假设风险: 宏观经济变化超预期,外部环境变化超预期。
本文源自金融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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