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檀州街到大栅栏，北京城的街路是如何演变至今的？丨京华物语

有记载的北京地区最古老的街巷是檀州街。始刻于隋代、藏于北京房山石经山的石经中，有一条石经的题记为：“大唐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弟子刘师弘、何惟颇、侯存纳、贾师克等，造大般若石经两条。”这一题记，为后人提供了唐代街的名称和所在地的线索。关于檀州街的所在地，其说不一。一说它的东口在今西城区西砖胡同北口以西的位置，西口在甘石桥以东。当年，它是贯穿唐幽州城的东西大街。另一说认为，今广安门内大街与广安门外大街东段便是昔日的檀州街。

北京街路的名称，常见的后置词有街、路、巷、里、条、胡同、湾、道、厂、坊、桥、井、市、口、潭、庙、宫、司、库、局、池子、夹道、河沿、大院、栅栏等。这其中，道路的主干线大多称为街、路，胡同则是大街和小街的分支。一条街路，常常联系着多条胡同。

《北京老城区的胡同》，王佳桓 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我国古代的街路，已有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中心街，为城市的主干道，多路面宽广，南北向，如汉代长安城的安门大街、明清时期北京的正阳门大街；长街，如唐代扬州城的十里长街；窄巷，如唐代被称为“坊曲”的街坊中的小巷，在元大都城中最窄的巷子叫“墙缝”；口袋路，由于大宅占据了小巷的部位，巷子成为口袋状，北京人称之为“死胡同”；斜街，多因沿河而建、走向非正南正北或非正东正西而得名，如明清时期北京前门外的李铁拐斜街（现为“铁树斜街”）、王广福斜街（现名“棕树斜街”）；曲路，由于宅院的进深不同或沿河而建形成，如北京的九道弯胡同。此外还有环状路，也叫“环城路”，多在城墙内侧，距城墙10米左右。

北京旧城城址、城门变迁示意图（《北京老城区的胡同》内页插图）

唐幽州的城址，后来被辽代的“南京”所继承。据《辽史》记载，辽南京外城设8个城门，东有“迎春门”（南，在今西城区牛街附近的七井胡同）、“安东门”（北）；西有“显西门”（南，后称“蝎子门”）、“清晋门”（北）；南有“开阳门”（东）、“丹凤门”（西，在今青年湖之南的鸭子桥附近）；北有“拱辰门”（东）、“通天门”（西）。其城基本呈正方形，分为26个坊，各坊出入口都建有门楼。辽南京城内街巷整齐有序，且以东向为正向。

在辽南京的基础上，金代的中都向东、西、南扩展，并改南向为正向。城址扩展了，城门也增加了，金中都北面的城门西起为：会城门（今会城门村附近）、通玄门（又称“清夷门”，在今白云观西北）、崇智门、光泰门；南面的城门东起为：景风门、丰宜门（为全城正中门，在今丰台区右安门外石门村一带）、端礼门；东面的城门北起为：施仁门（今广安门内骡马市大街中部附近）、宣曜门、阳春门（今西城区陶然亭附近的贾家胡同南口一带）；西面的城门北起为：彰义门（今广安门外北蜂窝一带）、颢华门（今广安门外马连道一带）、丽泽门。中都城内，除了干道之外，还有次要的街道。

次要的街道往往根据建筑物所在位置命名，例如：蓟门北街、披云楼东街、白马神堂街、竹林寺东街、水门街、阁街。围绕干道，金中都城内设62个坊。因为坊的存在，有的街道便以坊为称，如金台坊西街、南春台坊街等。街之下是巷。《析津志》载：“杜康庙在南城大巷西”，“楼桑大王庙在南城春台坊街东大巷内”，这是大巷。还有小巷，《永乐大典》中的《顺天府志》记载：“紫虚观在阳春门内小巷近南。”阳春门是辟于东垣的城门，阳春门内的道路自然是东西方向，阳春门里面的小巷，则应该是南北方向的，与其相交。这些大巷、小巷，不再局限于坊的内部，而是袒露出来与中都的主要道路相通。

辽南京城的城市规模略图（《北京老城区的胡同》内页插图）

金代的“燕京八景”之一有“蓟门烟雨”，后传为“蓟门烟树”，其地说法不一。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称“蓟门烟树”在德胜门外5里处。《析津志》则说蓟门在古蓟城中，遗址在大悲阁南约1里处。据考，大悲阁在今西城区长椿街南口以东，大约在法源寺附近。又有说“蓟门”为蓟城或其城门的概称，而不是专指哪一个门。

金大安三年（1211）十二月，蒙古骑兵包围金中都；次年，蒙古军攻城，并放火烧城。金贞祐三年（1215），中都落入蒙古人之手，大部分毁于战火，开始荒废。元灭金，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诏令在中都的东北营建大都。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月，忽必烈下令拆除金中都城墙，并将城土填充护城壕沟。至此，金中都城垣基本成为历史遗迹。

元大都的设计师刘秉忠继承了《周礼·考工记》中的营国思想，同时又根据《易经》理念筑造了新的元代的都城。

元大都以土筑城墙，除北侧的城垣辟有两座城门外，其他三面都是三座。北面两座门，从东到西为“安贞门”“健德门”；东面三座门，从北到南为“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西面三座门，从北到南为“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南面三座门，从东到西为“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大都总计11座城门。这11座门，有说象征着神话传说中“三头六臂、脚踩一对风火轮”的哪吒：南三门象征“三头”，东、西各三门象征“六臂”，北二门象征“二足”（或两个风火轮）。由此，元大都又有“三头六臂哪吒城”之说。

这些城门的修建，决定了大都城内主要街路的开辟和走向。

元大都城垣遗址（《北京老城区的胡同》内页插图）

大都城每座城门都对应一条道路，这些道路便是大都城里的干道。干道之外，还构筑了次要的道路，从而形成南北方向的九条经路与东西方向的九条纬路。

九条经路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内的顺城街，在今东二环路以西；文明门内大街，今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四北大街与雍和宫大街等；文明门与大都东垣之间的南北道路，疑即今之朝阳门与东直门南北小街；丽正门内大街，此街南段应是从长安街到午门之间的甬路，北段即今之地安门内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顺承门内大街，今西单北大街、西四南大街、西四北大街、新街口南大街、新街口北大街等；顺承门至大都西垣之间的道路，疑即今天的锦什坊街；肃清门、和义门、平则门之间的顺城街，在今西二环路以东；安贞门内大街，今安定门外大街与安定门内大街；健德门内大街，今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内大街。

九条纬路是：健德门与安贞门内的顺城街，位于今大都北垣残址以南，今天的健安东路与健安西路等；光熙门至大都北垣、肃清门至大都北垣的中点，两点之间的连线，亦应设路，但今已无考；光熙门至肃清门内的大街（这是元代唯一贯通东西的大道），今分为东、西两段，东段即和平里北街，西段即今学院南路；光熙门与崇仁门之间的道路；崇仁门与和义门内大街，被海子（今什刹海附近水域）分为两段，东段崇仁门内大街（今东直门内大街、交道口东大街、鼓楼东大街）至中心台后沿海子东北岸向西北延伸，西段和义门内大街（今西直门内大街、新街口东街）至海子西南岸与健德门内大街相交；齐化门与平则门内大街，被皇城分为两段，今亦为两段，东段今为朝阳门内大街、东四西大街、五四大街，西段今为阜成门内大街、西四东大街；由崇仁门与齐化门之间的中点向西延伸的道路，应与今平安大道重叠，从今北海与什刹海之间穿过；齐化门至大都南垣、平则门至大都南垣的中点，两点之间的道路，已无考；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以内的顺城街。这九经九纬，交织成棋盘形的街道格局，并将元大都城区划分为50个地段，构成50坊；后来大都又增加了23个坊，总计73个坊。

元大都城坊示意图（《北京老城区的胡同》内页插图）

关于元大都的道路情况，熊梦祥在《析津志》的“街制”中有所记述：“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即元大都有50坊。坊间纵横的小街或巷子，为胡同。元代的大街和小街的定制为：宽十二步（18.6米）为小街，宽二十四步（37.2米）为大街。火巷，是为了防火而在房屋之间开辟的狭长形状的空地，后来成为街巷的代称。元以后，火巷基本消失。张爵的《京师坊巷志稿》收录了一条明时坊中的“火巷”，在今天的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的治国胡同附近。明代还有一条街道称“火道半边街”，顾名思义，这街很可能是火巷演变而来的，称“半边街”，应该是那里的街道只在一侧建筑房屋。衖通的“衖”，同巷，是里中的道路。在江南，“通”作“弄”，上海人称之为“里弄”。通，有到达、通畅之意，与“衖”相连，有四通八达之意。

明王朝将皇宫建在北京城正中的中轴线上

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由徐达和常遇春统率的明军攻占大都。朱元璋诏令将大都改为“北平府”。为防元军反攻，徐达命华云龙为首的部将整修受到战火破坏的大都城西、北城垣，并改北垣的“健德门”“安贞门”为“德胜门”“安定门”。为巩固城防，又在北垣南约3公里处修建了一道土城墙。因遇积水潭水面，这道土墙向南倾斜，形成了后来的内城西北的缺角。洪武四年（1371），这道新建的土墙被加高加宽，并开辟2座城门，即“德胜门”和“安定门”，其北原大都的北垣及东、西垣北端的城墙，包括“健德”“安贞”“肃清”“光熙”4座城门都被废弃。永乐元年（1403），登上皇位的朱棣将北平府改称“顺天府”。

永乐四年（1406），朱棣诏命营建北京，并下令将元代皇城以内的宫城全部拆掉。永乐十五年（1417），营建北京的工程大规模展开。永乐十七年（1419），北京城向南拓一里多，其南城墙建在今崇文门、宣武门一线；开建3座城门，沿用元大都时旧名，从西向东依次为“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城营建工程基本完成。此次营建，北京大城的城垣全部外砌砖石，并新筑城墙“两千七百余丈”，城墙总长达“七千八百七十九丈八尺三寸”。

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称“京师”。正统二年（1437），改顺承门为“宣武门”，改丽正门为“正阳门”，改文明门为“崇文门”，改齐化门为“朝阳门”，改平则门为“阜成门”，改崇仁门为“东直门”，改和义门为“西直门”。连同建在北城墙的德胜门和安定门，合为“内九门”。由于受到北去的蒙古余部的威胁，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政府开始在大城之南构筑外罗城三面，并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完工。外罗城辟七门：南面与正阳门相望的是永定门；永定门之东为左安门，俗称“江擦门”；永定门之西为右安门，俗称“南西门”；外城东墙开广渠门，俗称“沙窝门”；外城西墙开广宁门，因此门与金代老城门相距不远，也被民间称为“彰义门”；又在外城西北角和东北角分别开一门，为西便门和东便门。由此，北京城分为四个层次，即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明王朝将皇宫建在北京城正中的中轴线上，然后以中轴线为准，划分东、西二县，东为大兴县，西为宛平县。

城门是与街路联系在一起的。明代与城门相关的“街”有阜成门街、西直门街等；称“大街”的，有正阳门大街、长安门大街、崇文门大街、宣武门大街、东直门大街、朝阳门大街、德胜门大街、安定门大街、广安门大街等。城门里的街还有“里街”之称，如崇文门里街、宣武门里街等。这些被冠以“街”的道路，有77条，占北京全部街巷的5.98％。相比之下，明代北京以“路”和“道”命名的很少。京师北城灵春坊有一条新开路，显然是新开辟的路。西城有京畿道，但这后缀的“道”只是机关的名称（京畿道是都察院的一个部门）。两侧耸立高墙的狭窄道路，称“夹道”。如仓夹道，其西侧是海运仓的高墙，东侧是民居；崔府夹道，两侧是高墙，路幅十分狭窄，最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人。

明代，官用建筑走向定型化、程式化，民间建筑则开始广泛使用砖、瓦。明代的北京城，依旧有“坊”之称，坊下有“牌”“铺”“胡同”。明内城有28坊（亦有32坊说），外城有8坊，共计36坊。明代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北京的街巷胡同为1170条，其中直接称胡同的为459条。明代北京的内城，胡同和四合院有着规范的格局。内城中，皇城外至内城城墙之间，是街巷胡同，其布局整齐有序。

清代基本保持了明代北京的城貌

清代，基本保持了明代北京的城貌。但清兵入关以后，北京内城的居民有所变化。《京师坊巷志稿》载：“顺治元年，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卫皇居。镶黄居安定门内，正黄居德胜门内，在北；正白居东直门内，镶白居朝阳门内，在东；正红居西直门内，镶红居阜成门内，在西；正蓝居崇文门内，镶蓝居宣武门内，在南。”顺治五年（1648）八月，清廷下谕：“除八旗投充汉人外，凡汉官及商民等人，尽徙南城居住。原房拆去另盖。”这样，内城就成为亲王府、郡王府、贝勒府、贝子府及其他旗籍官宅的专用地，以及八旗兵的驻防地。《京师坊巷志稿》载：“雍正三年六月十三日，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议定八旗界址。”该书中记载的八旗兵的驻地为：

镶黄旗满洲、蒙古、汉军居址，按参领自鼓楼东至新桥，自新街大街北至城根、南至府学胡同之东，与正白旗界。

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居址，自府学胡同南，至大市街报房胡同之东，与镶黄旗界。自皇城根至城根，与镶白旗界。

镶白旗满洲、蒙古、汉军居址，自报房胡同南，至单牌楼与正白旗界，自皇城根东至朝阳门城根，与正蓝旗界。

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居址，自就日坊至崇文门，自金水桥东至城根，与镶白旗界。

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居址，自鼓楼西至新街大街，北至城根，南至马状元胡同之西，与正红旗界。

正红旗满洲、蒙古、汉军居址，自马状元胡同之东，与正黄旗界，自皇城根西至城根，与镶红旗界。

镶红旗满洲、蒙古、汉军居址，自羊肉胡同南至瞻云坊，与正红旗界，自皇城根西至城根，与镶蓝旗界。

镶蓝旗满洲、蒙古、汉军居址，自瞻云坊至宣武门，自金水桥西至城根，与镶红旗界。

清初，除了驻军以外，当年举家搬出内城的汉籍官员，大多搬迁到宣武门外；商人、富户及一些手工业者，则搬迁到前门外和崇文门外一带。这一迁移，使原本经蒙古骑兵焚毁、业已荒废的金中都遗址得以恢复繁华，后来的宣南会馆及“宣南文化”也因此有了兴起、发展的契机。乾隆年间，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纪晓岚就住在虎坊桥路北的一座宅院中。他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主持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此期间，由于纪晓岚及其属下需要大量书籍，书市和贩卖文墨用品的摊铺便在其宅之北不远处的海王村一带应运而生，后来形成了琉璃厂古籍古董字画一条街。后来，和平门豁口开通，琉璃厂街被现今的南新华街一分为二，成为东琉璃厂街和西琉璃厂街。

清代北京城内设10坊，为：中东坊、中西坊、正东坊、东南坊、朝阳坊、崇南坊、宣南坊、关外坊、灵中坊、日南坊。

长安街是北京最著名的大街

到了民国时期，北京（北平）的地名除“白纸坊”（明代设）以外，已全部被街、巷、路、道、胡同所取代。在当时进行的街巷改造中，较宽阔的道路均以“路”来命名。南北方向的有虎坊路、万明路、西经路、东经路，东西方向的有香厂路、永安路、北纬路、南纬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开辟的大路，多冠以“路”，如阜成路、白颐路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街路名称尾部后缀的标志发生了变化，街路的长短与宽窄在不断改变，还存在着新街路的新生与旧街路的消亡。在这些发展变化中，北京街路的名称也随之发生改变。

横贯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是北京最著名的大街。长安街的前身，有说是元大都南墙内的一条顺城街；也有说它在大都南城墙之外，因为当今的天安门和当时的大都城正中城门——丽正门的位置大致相当。明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诏令增建大内宫殿，“将南面城垣外拓二千七百余丈”，改丽正门为正阳门。这条原本在丽正门之北或之南的顺城街，就成了皇城前面的宫廷广场的两翼。宫廷广场的东、西两边建两座门——东为长安左门，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东侧；西为长安右门，在今中山公园大门西侧。明清时期，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之间是皇家禁地。民国时期两门开放，围墙拆除，两门之间的道路被命名为中山路。中山路以东称东三座门大街，再东称长安街；中山路以西称西长安门大街，再西称府前街，又西称西长安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安街以天安门为中心，东至东单路口，称东长安街；西至西单路口，称西长安街。

北京“前三门”一线的东部旧有崇文门，1965年，其城墙和城楼被拆除。崇文门不在了，但伸向四方的街名依旧带着“崇文门”的名号——崇文门东大街、崇文门西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之名，是明代的命名，清代沿用。元代，此门名为“文明门”。元代文明门内、外大街的名号已不得而知，但城门名的变化，连带了街名的变化。1965年，崇文门一带的城墙被拆除以后，墙南的护城河被改造成道路，被命名为“崇文门东大街”和“崇文门西大街”。

王府井大街，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街之一。据载，金代时这里是一片荒郊。元大都建成后，这里形成了一条南北向的干道。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诏令迁都营建北京紫禁城时，在此兴建了十座王府。明嘉靖年间，这里有了“十王府街”的名称。十王府街的南段路西，有一口远近闻名的甜水井。关于这口井，明代万历年间的太监刘若愚在其所写的《明宫史》中曾经提及。风尘岁月，十王府已不知去向，街却以“王府井”而留名。

“交民巷”，是“东交民巷”与“西交民巷”的合称。东交民巷的东口在崇文门内大街，西口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西交民巷的东口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西口在北新华街。就“巷”而言，东、西交民巷合在一起是北京最长的一条巷子。明代，这里是米市的一部分，统称江米巷。东交民巷在元代属南薰坊，清时这里设有翰林院、宗人府、鸿胪寺及吏、户、礼、兵、工部等官署和肃王府等一些王公府第。乾隆年间，此处盖了一所译馆，称“内馆”，用以接待来京朝谒的外国使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德、俄等国陆续在这里设立了使馆，江米巷改称“侨民巷”。因“侨”“交”二字字音相近，后来“侨民巷”被人称作“交民巷”。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曾攻打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并借《推背图》中的“金鸡啼后鬼生愁”之句，将东交民巷改称“鸡鸣街”。在“文化大革命”中，东交民巷被改名为“反帝路”，后恢复原名。

位于前门大街西侧的“大栅栏”（读音“大什腊”）是北京最著名的商业街之一。明代，大栅栏一带有东西走向的四条胡同，由北往南依序名为：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廊房四条。清顺治五年（1648），朝廷下达外迁令以后，商人、富户及一些手工业者多搬迁到前门外和崇文门外一带。由于前门外紧邻内城，便于王公贵戚的行走往来，前门大街一带逐渐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当时的廊房四条集中了许多商铺，其东口和西口便建起了高大的木栅栏。由于有高大的木栅栏为特征，廊房四条便有了“大栅栏”的俗称。久而久之，“大栅栏”的名称便取代了“廊房四条”的名称。在乾隆年间的《京师全图》上，“廊房四条”已经被“大栅栏”所替代。1900年“庚子事变”中，大栅栏焚于兵火。事后，大栅栏的东、西口复建了高大的铁栅栏。1965年，“大栅栏”被命名为“大栅栏街”，其西的“观音寺”，改名为“大栅栏西街”。

作者/王佳桓

摘编/安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陈荻雁

在漫长的中世纪，为什么保存至今的纸质书籍这样少？

原文作者丨[英]维奥莱特·莫勒

摘编丨何也

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基石之作——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和古罗马名医盖伦的医学作品集，它们创作于遥远的古代，在漫长的中世纪经过七个城市——亚历山大城、巴格达、科尔多瓦、托莱多、萨勒诺、巴勒莫、威尼斯几十代人的抄写、翻译、传播、接力，存活到了印刷术发明的一刻，从此发扬光大，推动了现代科学的诞生，并流传到了今天被称为经典传颂。

强大不可抗力的破坏——战争冲突、政治博弈、信仰分歧等，脆弱、昂贵、费时的技术与手段——矜贵的莎草纸与羊皮卷、抄写员的纰漏、翻译的失误等，让这些人类文明的火种几乎濒临熄灭。但因为有了统治阶层的支持、修道院的庇护、阿拉伯学者起到的关键桥梁作用。大型学术机构智慧宫的研究和学者的辛苦注解、翻译，欧洲正是通过这些翻译作品的回译，才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发生、书商和印刷工的不懈努力，多次命悬一线的《几何原本》《天文学大成》等经典才绝处逢生，突出重围。

本文所选取的内容，就是英国历史学家、作家维奥莱特·莫勒对这一段惊险历程的描述。莫勒关注的重点是科学史，更确切地说，是“精确的科学”，明确描述了三个主题：数学、天文学和医学。

在莫勒看来，其中有三位天才脱颖而出：数学天才欧几里得、天文学天才托勒密和医学天才盖伦。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在他们各自的主题中尝试了广泛的研究和写作，分别著有《几何原本》和《天文学大成》。但盖伦的情况更为复杂，他写了几百本书。所以莫勒决定重点关注构成亚历山大城医学课程的内容和解剖学以及药理学的一般领域。这三个非凡之人都定义了他们各自主题的结构和内容。后来的学者在他们创造的框架中研究了几百年。

以下内容节选自《火种：人类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个城市之间传承？》，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火种：人类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个城市之间传承？》，[英]维奥莱特·莫勒著，郝静萍译，果麦丨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早在古代，人们就意识到知识可能面临消失的危险

如果你能俯瞰公元500年的地中海世界，你会看到什么呢？执掌罗马政权的东哥特国王正在尽其所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皇帝；在博斯普鲁斯海岸，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在重建罗马帝国的辉煌；而在遥远的南方，文明的摇篮，波斯沙罕沙正在战事不止的北方边疆谋划下一步举措。这是一个变化的世界，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是一个城市不断收缩的世界，图书馆被一个接一个付之一炬，一切看来都变幻莫测。

这样的状况是不利于保存书籍和追求知识的。两者都需要政局稳定、个人兴趣和资金源源不断的支持才能做到，而公元500年却缺少这些条件。即使如此，少量知识仍得以延续，许多书籍保存完好。我们从远祖那里继承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有遗憾，在通向21世纪的漫长旅途中，大部分古代文化已经遗失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得以幸存：埃斯库罗斯所著的80多部戏剧中仅有7部尚存，索福克勒斯所著的120个剧本仅存7部在世，欧里庇得斯创作的92部作品保留至今的只有18部。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消失殆尽，只在别人的著作中隐约提到。

5世纪晚期，一个名叫斯托拜乌的人编纂了一部巨大选集，摘录了1430首诗歌和散文。其中只有315首作品仍流传于世，剩下的已经全部失传。科学的遭遇要好一点儿，但也有一些重要的著作掉入时代的裂缝中，比如，盖伦的《论证明》、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论矿藏》和阿里斯塔克斯关于日心论的论文（该论文如果现在仍存在的话，可能会显著改变天文学的发展轨迹）。他们现存的著作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和盖伦的文集，都是几千年学术研究的成果。这些书所包含的理念经过数代抄写者和翻译者的头脑过滤，又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受到阿拉伯世界杰出学者的改编和拓展，逐渐地改写了历史。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年—公元前275年），古希腊数学家，被称为“几何之父”。他最著名的著作《几何原本》是欧洲数学的基础。

有时候人们会为复原书籍做出努力，早在古代，人们就意识到知识可能面临消失的危险。据苏埃托尼乌斯所言，罗马帝国皇帝图密善（51—96年）“费尽周折耗费巨资保存失火图书馆中的书籍，到处寻找遗失的卷册，并派抄书吏到亚历山大城去抄写和校订”1。在埃及的垃圾堆中发现的莎草纸小碎片和在赫库兰尼姆的帕比里庄园里发现的纸卷，是现在仅存的实际创作于古代世界（在大约公元500年之前）的书稿。其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于世纪之交创作的稿件。

在古代，书籍生产是一个兴隆的行业，专业化的市场和店铺遍布地中海地区，那么为什么保存至今的纸质书籍仍然这样少呢？在4世纪之前，书籍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而是写在莎草纸上的纸卷。莎草纸用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芦苇制成，通常有三米长，为了阅读，你必须用特制的木棍从一头揭开，再逐渐向上卷到另一端。这种频繁的卷动和展开让莎草纸变得脆弱而容易折断，因此手稿需要经常被抄写到新的纸卷上。

我们会看到，当更为耐用的抄本（用羊皮纸和木材制成的）开始盛行时，世界就发生了改变，不再有那么多人生产和销售书籍，甚至也不再有那么多人阅读书籍。到公元500年，罗马帝国在西欧解体，基本只剩下东部地区。古代非基督教世界的灿烂文化在新权力——基督教会的阴影中消失。之后一千年，宗教主导了西方的书籍和知识世界，而科学将在中东找到新的家园。

公元500年东西分裂刚刚发生，并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成为特征性标志

罗马帝国的西半部摆脱帝国的控制，落入北欧一些部落手中，5世纪随之充满了动荡不安。罗马的伊比利亚半岛现在由西哥特人统治，半岛的北部居住着阿兰人和苏维比人。汪达尔人占领了非洲北部地区，意大利乃至罗马本土刚刚（以十足的帝国荣耀）举行了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加冕礼。同时，法兰克人正在建立国家，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法国。在海峡对岸，盎格鲁-撒克逊的军队正深入英国境内。罗马的权力失去了凝聚力，西欧社会开始走向封闭，人们回归农村，过上更为质朴的农村生活，城市的规模也随之缩小。帝国的运输和通信体系崩溃，商人们不能再安全运输货物，贸易因此锐减。

图为《火种：人类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个城市之间传承？》内页插图。

帝国仅存的东半部尚在维持，但疆域也大大减小。皇帝阿纳斯塔修斯（431—518年）绰号为“双瞳孔”，因为他的眼珠一只是黑色的，而另一只是蓝色的。他住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统治着包括小亚细亚、希腊、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在内的领土。公元500年，东西分裂相对来说刚刚发生，社会和文化分裂此时还未根深蒂固，却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成为特征性标志。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仍寄希望于收回前西罗马帝国的至少部分疆域，尤其是罗马和其周边地区。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527—565年），这一愿望更为强烈。查士丁尼一世力量强大而又精力充沛，娶了比他小二十一岁又做过皮肉生意的情妇西奥多拉，令拜占庭精英大为愤慨。

查士丁尼的统治为期长久又大事频仍。他下令检修罗马法的整个体系，启动重建首都的宏大项目，其中包括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重建。据说两名僧侣在僧袍下偷带蚕卵和蚕的幼体回国之后，查士丁尼开始鼓励丝绸生产。而在杰出的将领贝利萨留的帮助下，查士丁尼从汪达尔人手中成功赢回北非的部分地区，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据点。最重要的是，他们重新征服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这些胜利却如昙花一现。东哥特人没有轻易放弃他们对意大利的企图。查士丁尼正卷入西部边疆漫长而痛苦的战争中，而此时波斯人又从南边发动进攻，突厥人和斯拉夫人的部落也在巴尔干北部边境发动攻击。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中，他所获得的土地再次失守，东西方的分裂（在希腊和意大利之间的南北断层线）开始加剧。

人们的日常生活极为艰辛，除了农民和奴隶以外，大约5%的富人甚至也是如此。疾病和死亡笼罩着每个家庭，饥饿和灾难从未远离。再加上成群的野蛮人入侵，踏平你的庄稼，杀死你的家人，生活的图景变得极为黯淡。但一束微光在黑暗中闪烁，这是混乱中的微弱希望——宗教。罗马帝国于380年正式接受基督教，到公元500年，基督教以不同的形式传遍欧洲、中东和北非，代替了“异教”名下的多种教派、诸神和信仰。

异教信仰种类繁多，人们信奉很多本地神，这些神常常与自然世界紧密相连，信仰它们是为了影响自然，以确保得到充分的食物供应，实现社会的健康和幸福。基督教坚持一位真正的上帝，这就形成了严峻的选择——什么都会有或者什么都没有，结果导致大部分旧有的异教信仰遭到终结。随着教会日益获得权力和受到欢迎，教会领导者越来越决意消灭竞争性的信仰体系，使整个世界基督化。到公元500年，教会几乎快要实现这一使命。

哲学家们带着书籍和学说逃到波斯，打破了“黄金链”

引人注意的是，在伊斯兰教到达之前的一个世纪，东方的基督徒远远多于西方的基督徒。在叙利亚、波斯和亚美尼亚，遍地都是修道院和教堂。人们固守着对救赎的应许。他们认为，你在尘世间受苦越多，来世就会过得越好。这一思想是对5世纪和6世纪令人绝望的日常生活现实的一种有力保护。这一说法对基督教战胜异教也极为重要。异教在传统上支持对幸福的追求，将痛苦当成不幸予以指责。

在早期的修道院中，痛苦战胜快乐有着最为极端的表现。许多修道院在这一时期建立，到600年的时候，仅在高卢和意大利就有300座。在这些通常与世隔绝的团体中，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所言，人们普遍相信“救赎只能来自谦卑”。在修道院居住的人被要求自我鞭挞、自我牺牲，过着严格的禁欲生活。但这些修道院也是可怕的世界中的和平与安全之地，并逐渐成为能够接触到教育或图书馆的唯一处所。

图为《火种：人类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个城市之间传承？》内页插图。

基督教和异教之间的战争持久而激烈，伤亡众多。教会的力量占据上风，想方设法要毁灭或同化古代社会本质为异教的哲学、科学和文学，学术研究最终处于基督教和异教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529年发生的两个重要事件使两种力量对比进一步偏向基督教。查士丁尼大帝关闭了雅典学院这一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和异教反抗的中心。哲学家们带着书籍和学说逃到波斯，打破了“黄金链”，这一起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探寻知识的传统。

与此同时，在伊奥尼亚海对岸意大利南部卡西诺山的岩石山顶上，一位名叫本尼迪克特的虔诚而年轻的基督徒建立起一座修道院，实行新的宗教秩序，这种秩序后来传播到了全世界。随后几个世纪，卡西诺山因为它的图书馆和缮写室而著名，成为知识和教育的重要避难所。在柏拉图学院最后一次关门的时候，圣本尼迪克特拆毁了延续几个世纪的阿波罗神庙，建立了修道院取而代之。这一象征意义再清楚不过，一个新的时代在战栗中形成。

诚然，基督教在对人们灵魂的战争中显然已经取胜，但经典的学术研究仍保持着对人们头脑的控制。从思想的卓越和论证的复杂，到语言的美感和语法的巧妙，学术研究的一切方面都具有优势。而早期的基督教著作的拙劣众所周知，这件事让教会人士极为尴尬。正如6世纪的一位作者所言：“我们既需要基督徒，又需要异教的教育，前者使我们的灵魂受益，后者让我们学会语言的魅力。”

但认识到古典教育的价值是一回事，保护提供这种教育的学校免于遭受世界变化的动荡就完全是另一回事。5世纪的时候，东哥特人入侵意大利，一些学校幸免于难，查士丁尼热衷于在罗马重建高等教育来强化他对这座城市的征服。学者卡西奥多罗斯（约485—约585年）梦想在那里建立一所神学大学，但这些计划无果而终。伦巴第人于568年入侵，为意大利的传统教育敲响了丧钟。这种教育只有少部分富裕家庭的男童才能获得。少数负担得起的特权阶层在家中教育他们的子女，但修道院日益垄断教学，他们的教学重点必然是基督教文献和教义。

手抄本在4世纪到8世纪之间逐渐变得流行

书籍生产也大致如此，在4世纪和5世纪期间，地中海地区的书籍生产量明显减少。在罗马这样的大城市，一些商业书籍的生产仍在持续，但规模较以往大幅缩减。大部分书籍通过朋友或学者关系网找到并由个人自行抄写。到500年的时候，世俗书籍的生产实际上已转入地下。相比之下，随着圣徒传（讲述圣徒的生平故事）这样的全新宗教文献体裁的出现，修道院缮写室的书籍产量显著增加。

卡西奥多罗斯未能在罗马建立他的大学，就转而在位于意大利南部海岸的斯奎拉切的家族地产中建立起维瓦留姆修道院，这是受到了叙利亚尼西比斯学院的鼓舞，他在君士坦丁堡居住时听说过这所学院，可能还参观过它。卡西奥多罗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古典课程的热情信奉者。古典课程分为三学科（修辞、逻辑和语法），后又分为四大科（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他在维瓦留姆的图书馆放入了这些科目的作品手稿，并通过制定抄写标准和改进抄写方法发展了缮写室中的手稿生产。

16世纪伊斯坦布尔加拉塔天文台（Galata Observatory）的天文学家，他们使用众多的工具，如地球仪、象限仪、漏沙计时器和星盘。图为《火种：人类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个城市之间传承？》内页插图。

卡西奥多罗斯是他所处的时代中少有的著名学者之一，对意大利古典文化的保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罗马图书馆冒烟的废墟中挽救了书籍，保存了它们并实现再生产，确保后人能够看到这些书籍，它们继续构成了中世纪教育体系的框架。他在君士坦丁堡生活了二十年，也是弥合东西方日益扩大的裂痕、将拜占庭的希腊文化和语言以希腊手稿的形式带回意大利的最后一批学者中的一位。这些手稿现被保存在维瓦留姆图书馆的一个特殊的柜子里。

523年，卡西奥多罗斯被任命为意大利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首席顾问，接替当时意大利唯一一位学者亚尼修·玛理乌斯·塞维利诺·波爱修斯（480—524年）。波爱修斯在普及古代学术研究方面比卡西奥多罗斯走得更远。对卡西奥多罗斯来说，古代学术研究始终是基督教的侍女，其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接近上帝。从另一方面来说，波爱修斯相信世俗学识本身的价值，他曾经雄心勃勃地开展一个项目，翻译古典课程学习中必需的所有希腊著作。他的努力因受到监禁和后来涉嫌图谋反对国王狄奥多里克被处决而中断。如果他的所有翻译作品被保存和流传下来，古代科学的传播可能会大不相同。

照现在的样子，我们对于他实际翻译的书只有些模糊的线索，其中包括《几何原本》的一部分和托勒密的一些著作（但没有《天文学大成》）。波爱修斯在不同地方提到了（至少部分）《几何原本》的拉丁语翻译，维罗纳盖皮托雷瑞图书馆尚存的5世纪重写本中可辨认的片段提到了从第一册到第四册的材料，但没有图解和证明，因此可能用途有限。这本书的抄写本几乎没有几本。到9世纪的时候，只有少量尚存。我们对欧几里得的伟大著作的这一版本所知甚少，但它至少让学者意识到，在数学方面存在深刻得多的知识来源。

拉斐尔在《雅典学院》中所描绘的人物都手持书或在阅读书，而实际上手抄本或书籍在5世纪之前并未开始使用，它们由羊皮纸——经过处理的动物皮制成，而不是由芦苇做的莎草纸。造纸厂直到14世纪才出现在西欧，虽然在此前几个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普遍存在。在手稿需要被复制到新纸卷上之前，莎草纸最多只能延续两百年。羊皮纸延续时间更长，但只有保存在适当的条件下才会如此，需要远离潮湿、啮齿动物、蠕虫、飞蛾、火和其他许多潜在的不利因素。

手抄本起初只是一种基督教现象，在4世纪到8世纪之间逐渐变得流行。如果我们单一地假想一番传播过程，托勒密在2世纪的亚历山大城撰写《天文学大成》时有可能是在莎草纸上完成的。这一纸卷可能至少被重新抄写过两次，才会保存到6世纪，在那个时候有可能被抄写到羊皮纸上，装订成书。这也需要不断重新抄写，以确保保存下来（假设也躲过了通常的害虫、损害和灾难），到1500年的时候学者才可以接触到。因此，《天文学大成》从150年到1500年可能至少被重新抄写过五次。问题是，是由谁抄写的，人们又是如何发现它的？

作为知识中心的帕加马最重要的对手是以弗所

每本书的命运取决于它身处的图书馆或私人住宅的墙外发生的事情。在古代晚期的动荡年代，政治、社会和宗教生活的布局正在以深刻的方式发生变化和重组。学术研究的世界逐渐从公共世俗领域转向寂静的修道院。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到这种转移：随着教会进入以填补罗马帝国的公共事务留下的空白，城市的地形开始发生变化。

哈里发马蒙统治期间铸造的阿拔斯金第纳尔。图为《火种：人类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个城市之间传承？》内页插图。

国家的权力解体，转移到私人和宗教领导者手中。巨大的教堂在古代集会的公共场所崛起，神庙被毁坏或改建，城市的公共空间被基督化，主教成为关注焦点。和学校一样，公共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也受到损坏。没有人出钱保养它们，它们遭到废弃而衰败。对数学和天文学等学科感兴趣的人们，都不得不私下学习，脆弱的学者关系网进一步缩小。

由于对医学的持续而迫切的需求，医学的故事略有不同。医学知识总是有用而又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医学书籍的需求一直存在。在古代晚期的大多数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到此类书籍。医学始终是一项多层次的事业，最基础的护理由人们在自己家中完成，下一级则由当地的治疗者或智者担当，这些人对当地的植物和草药疗法具有一定的知识。不过，这种知识是口头上的，它的实践者大多不识字。

受过教育的医生极为少见，他们彼此相隔较远，所接受的培训差别很大，主要服务于富有的城市客户。宗教在古代医学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士麦那、科林斯、科斯和帕加马的医学教学中心设有治疗圣地，吸引了不少祈求者，就像今天的天主教圣地一样。在其中工作的医生本可以运用他们收藏的书籍治疗病人和培训学生，但作为异教信仰的中心，这些地方的许多书籍在基督教占上风的时候被毁。

在安纳托利亚的帕加马，供奉希腊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地吸引了数千祈求者，成为著名的医学学习中心。盖伦在这里出生并受到教育，然后去了亚历山大城，又去了罗马。根据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所言，这座城市里还有一座重要的图书馆，收藏了20万本书。该图书馆由阿塔罗斯王朝建于公元前3世纪，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4—24年）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提到它：“但是当他们（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人）听说这座城市所臣服的阿塔罗斯国王们为了建立位于帕加马的图书馆如何热切地寻找书籍时，他们把书藏在地下的壕沟里。”

不出所料的是，这些书并没有因为被埋在壕沟里而受益，它们在壕沟里“因为潮湿和飞蛾而遭到损坏”，如果它们被放到帕加马图书馆的书架上，结局会好很多，这所图书馆的墙为了空气流通和防止潮湿，做了特别的设计。

作为知识中心的帕加马最重要的对手是以弗所。到2世纪末，以弗所开始在竞争中领先，成为“亚洲第一”。在3世纪，地震和哥特人的袭击加速了帕加马的衰落。基督教来到这座城市，意味着许多教堂的建立。但是，帕加马人只享受了一段时期的稳定，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对异教徒的迫害加剧（这座城市仍然保留着若干异教），瘟疫又使余下的人大批死亡，人口随之缩减。

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怎么样了？

与此同时，以弗所进入了全盛时期。作为罗马帝国亚洲行省的首都，它是一座繁荣的港口城市，以阿尔忒弥斯神庙而闻名，这是古代世界的奇迹之一。一条大理石柱廊大道引领游客从港口穿越城市，经过出售阿尔忒弥斯纪念品的店铺，来到可容纳24000人的华丽的圆形剧场。在公元117年，那里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图书馆，以纪念罗马参议员塞尔苏斯——他被埋葬在图书馆之下的陵墓里。这一引人注目的建筑收藏了12000册书，使其成为世界第三大藏书之所，仅次于亚历山大城和帕加马。可惜图书馆内部在哥特人于268年进攻这座城市时被毁，恢弘的外表一直矗立多年，直到10世纪的一场地震最终将它震垮。

以弗所也是基督教早期的一个中心，圣保罗于1世纪中期在那里生活，而圣约翰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写下了他的《福音书》。随着新宗教的扎根，旧有的异教圣所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阿尔忒弥斯神庙首先遭到破坏，后被遗弃，它的雕像被深埋地下，这样住在那里的恶魔就不会威胁到上面的基督徒市民。该城的其他神庙被拆毁或改建为教堂。无疑很多书在此期间被毁掉了。随着河口逐渐充满淤泥，一个新的冲积平原形成，海岸线得以改变。以弗所的贸易和对外交流被切断（如今它处于内陆数英里的地方），到13世纪的时候，它几乎被遗弃。

图为《火种：人类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个城市之间传承？》内页插图。

那么，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怎么样了呢？一个传说称，罗马将军马克·安东尼将它们从帕加马的图书馆取出，交给他的情人克莉奥帕特拉（Cleopatra），放在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里。当地的学者是否尽力挽救过其中一些书籍？它们是被带到安全的地方经过精心的抄写和保存，在一代又一代的家庭中传承下来，还是掩藏在古代神庙的废墟中？其中的一些肯定被隐藏在废墟之下，因为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安纳托利亚是阿拔斯王朝在9世纪寻找古希腊书籍的主要焦点。

10世纪，阿拉伯的一个消息称距离君士坦丁堡约三天路程的一座古代神庙“自从拜占庭人成为基督徒起就被锁上了”。阿拉伯人说服拜占庭官员打开大门，“看到这座建筑由大理石和巨大的彩色石头建成”，里面“有大量古代书籍”。

那么，我们先需要回到过去，回到欧几里得、托勒密和盖伦最开始坐下来写书的时候，看看第一本书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盖伦主要在罗马和帕加马生活和工作，但托勒密和欧几里得都在亚历山大城这一古代世界的知识中心写出了他们的杰作，这里的图书馆鼓舞了后世图书馆的发展。

本文选自《火种：人类文明的最初成果如何在七个城市之间传承？》，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图片除书封和欧几里得人像外，均为书中内页插图。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英]维奥莱特·莫勒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肖舒妍

导语部分校对丨赵琳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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